钱之光与中央在沪秘密印刷厂

　　在钱之光开始办秘密印刷厂之前，这块工作由毛泽民负责。党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危及党的许多负责和机关的安全，迫使党中央立即采取了隐蔽、转移、改变斗争方式和更换接头暗号等紧急措施。毛泽民很快转移去了香港，钱之光全权负责印刷厂的工作。

　　钱之光（1900—1994）是一位北伐战争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老。浙江诸暨人，1927年入党，先后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统战工作、经济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负责过新四军、八路军的贸易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创办了著名的华润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纺织工业部的工作长达32年，从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并富于开拓，勇于实践，是我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和化纤工业的开拓者。钱之光历任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周恩来曾说：“我跟钱之光相处30多年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来就没找我要求帮助他办一件私人的事情。”钱之光为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高尚品格和作风，深得老一辈和同代人的赞许。

　　1927年2月，钱之光在杭州加入中国。4月11日，浙江发生反革命事变，浙江省委遭到破坏。党中央决定由张秋人接任浙江省委书记。但不幸的是，张秋人很快被捕，被关押在杭州公安局。党中央虽多方设法营救，钱之光甚至出面找到杭州公安局局长，但都没有成功。1928年2月8日，张秋人在杭州陆军监狱英勇就义。钱之光获悉此讯，强忍着悲痛，与其亲属一起收殓了烈士的遗体并护送回故乡安葬。

　　1929年春，钱之光受命从杭州转移到上海。党中央派熊瑾玎与钱之光接头。熊瑾玎（1886—1973），湖南长沙人。大革命时期曾协助办报纸和培养革命人才。1926年2月，在长沙参与组织湖南学会，反对的反动言行，参加长沙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后到上海。1928年4月起，担任中央的会计，以开办“福兴”商号做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址。

　　熊瑾玎与钱之光接头后告诉他：“你的工作，中央已经研究过，听说你对丝绸行业比较熟悉，现在正想在上海筹建一家丝绸厂，作为党中央的联络点，这个工作由你来负责。”钱之光接受任务后，经多方努力，不到半年，就把厂搞得有模有样。后来熊瑾玎的爱人朱端绶常到这个秘密联络点取信。

　　在钱之光开始办秘密印刷厂之前，这块工作由毛泽民负责。毛泽民（1896—1943），字润莲，之弟。1921年春开始从事革命运动，1922年冬加入中国，主要是做工人运动。1925年任上海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当时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行内部文件和所有对外宣传刊物）。此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为方便广大进步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毛泽民先后在上海多地建立分销处，并在培德里（今新闸路附近）建立秘密印刷发行机关，印刷发行党的与内部刊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的报刊发行处于停滞状态，为重建党的宣传阵地，恢复出版发行工作，毛泽民在上海创设“协盛印刷所”（今安庆路），这是党中央当时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发行的刊物主要有《中央通讯社》和《布尔什维克》。为保证革命刊物的正常发行，毛泽民指示印刷所对革命刊物进行“伪装”发行，当时用到的封面主要有《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甚至一度用到的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以躲避检查。1928年12月，协盛印刷所遭到敌人的破坏，毛泽民被捕。所幸的是，他坚持说自己只是商人，给人印传单仅仅是为了赚钱，最后交出300元钱的“赎金”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协盛印刷所暴露之后，党中央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决定将毛泽民与印刷厂都进行转移。1929年初，毛泽民带领部分印刷工人与印刷机器前往天津，建立“华新印刷厂”。从这时开始，钱之光协助毛泽民一起前往天津筹备和管理印刷厂。

　　在天津大概待了一年半时间，毛泽民和钱之光于1930年秋回上海请示。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还是回到上海另建新的秘密印刷厂。钱之光协助毛泽民在上海齐物浦路元兴里（今周家嘴路998弄）筹建秘密印刷厂，于1931年初投入运行。钱之光此时已改名徐之先，负责印刷厂的对外联系，同时管理丝绸厂，以夫妻店的形式作为掩护。

　　1931年4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党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当时，中央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达成目标后，顾顺章劣习难改，违反纪律，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4月24日，曾是顾顺章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顾顺章当晚即被逮捕，迅速押解到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很快叛变，并供认出许多其掌握的机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钱壮飞传递信息，才使在上海的周恩来等层迅速转移。毛泽民由于地位较高也很快转移去了香港，留下没有暴露的钱之光全权负责印刷厂工作。

　　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钱之光率领同仁五易地址坚持办厂，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他们第一步将厂搬到梅白克路一幢3层楼房子（今新昌路99号）。笔者最近专门走访了这个地点，今天的新昌路99号是一排3层楼房的新式里弄房子，1930年建成。由于当时是刚刚建好的新房，还没有人住过，敌人哪里会料到这里会成为地下秘密印刷厂的新驻地。

　　据当时和钱之光一起共事的瞿秋白的二弟瞿云白回忆，这幢沿街的楼房底层外面有一道横拉的铁门，里面还有一道木门，钱之光决定租下后，又在大门口加装了铁栅栏。对于如何将笨重的印刷机搬进房子，钱之光想了很多办法，先把机器设备拆开装箱，用草绳缠好，在木箱上写着某某商号，再用人力板车或其他办法转运。“蚂蚁搬家”似的数度迁移，才能最后搬进新驻地。排字房也从别处转移过来，众多的铅字一次装箱不能太多，否则抬不动。有时把铅字装进藤箱里，也不能装多，还要放些衣服杂物作掩盖，出门走在马路上，提在手里不能显得很沉重，以免引起怀疑。梅白克路楼房底层临街一面，钱之光以“老板”身份开了一家烟纸杂货店，掩护印刷厂内外活动。二楼住着钱之光等人，三楼为排字、印刷、装订的地方，还住着印刷厂工人。印刷厂的规模扩大了，人员也增加了，如施有章、赵锡群负责印刷，杜梅臣负责铸字、印模、制版，杜延庆、霍彤光负责排字，还有几位负责装订搬运。

　　印刷厂印得最多的是党中央的文件，以及《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不过，由于敌人警惕性很高，虽然百般掩护，仍然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为了确认和保证安全，印刷厂被迫于1932年8月前后再次转移，后来又先后搬了几个地点，如麦特赫斯脱路（南京西路）一幢3层楼新房子、武定路（今181弄）一幢西式洋房、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等处，总共五易厂址。尽管如此，但在钱之光的领导下，印刷厂全体职工以极其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段时期党中央所交给的任务。

　　这个时期，钱之光除了负责秘密印刷厂外，还要兼管鸭绿江路的丝绸厂等。在的上海，特务到处设卡。一天，他去丝绸厂后绕路回来，路过黄浦江边时，遇上了特务“抄靶子”的。钱之光身穿西装，一身阔人打扮，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抄靶子”的看到他这等气派和模样，就没有检查，任其过去了。

　　由于革命形势的严峻性，1933年春节期间，经过慎重考虑，钱之光向组织提出：因在上海上班时间长，熟人多，不便继续在沪工作，请求到苏区去，组织上批准同意。这年春天，钱之光乘坐英国太古号轮船，经汕头到闽西进入江西苏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之光历任轻工业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极其复杂危险的斗争环境，钱之光怀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历经艰辛，出生入死，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