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年 粤港澳出版业的合作发展

　　粤港澳出版界的密切关系与频繁互动，不单单是百年多来的历史传统，更是近些年间的现实弘扬。毕竟这是一片特别的人文生态：山水相接，血脉相连，文化同源，语言相通。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粤港澳的出版合作互动，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作为广东的一名出版人，我也恰恰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及受益者，既亲历过许多难忘的历史场景，也目睹了许多感人的现实细节。

　　改革开放之初，内地最早出版香港作家作品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岑桑任室主任），在1980年出版了阮朗的《黑裙》和海辛的《寒夜的微笑》。1981年，该文艺编辑室分立并扩大为花城出版社，设立对外合作编辑室，专司港台文学图书的出版业务，开全国先河。那时候，黄文俞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局局长，他制定的出版方针鲜明地提出“立足广东，对全国，兼顾海外”，鼓励我们要充分的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台的地缘、人缘、文缘的特殊优势，改革从我们内部做起，开放就先向港澳台开放。因此，苏晨、岑桑、李士非、易征、范汉生、林振名、黄伟经、邝雪林等一群编辑名家深受鼓舞，纷纷出谋献策，既有解放思想的勇气，又有成功突围的智慧，接连出版一大批港台文学作品，如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后来还有柏杨的杂文、席慕蓉的诗歌。我任责编的有彦火游记《醉人的旅程》和原甸诗集《香港风景线》。港台书的印数动辄数万、几十万乃至超百万册，社会反响热烈。

　　说实话，这些书稿最初源自民间渠道，大多为责编的港台亲朋好友推荐或代购。后来则得益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香江出版公司、天地图书公司等牵线搭桥，或推荐版本，或联系作家。他们的热心热情，令人难忘。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受港台出版机构委托，代物色作者，代组稿或一审二审。据我所知，我们有些编辑还受聘为港方的内地新书信息员，每月负责代购代邮最新上市的内地图书。凡此种种，可见拥护改革开放，参与改革开放，的确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渴望与行动。

　　应该说，合作出版的起始阶段，双方的版权意识还较淡薄，不大注重合同协议的签订。只讲究对方看得上、能出书就好，双方合作十分愉快。记得80年代中期，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商定，联合出版《郁达夫文集》和《沈从文文集》，皇皇两大套各十二卷（另附一册“资料研究”）的精美图书，均由花城出版社苏晨率领责编林振名、邝雪林、叶曙明，历时四年多，深入省市图书馆，查阅搜集了无数文史资料，工作繁杂琐碎，复印，做卡片，满屋子堆放着编书文档。结果两套文集如期在粤港面市，深得海内外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好评。这过程，双方并未讲究谁投资多，谁出力大，而是秉着精诚合作，确保质量而共担责任。对于作者稿酬等著作权益，我们倒是很上心维护。毕竟是作者心血，劳动所得。尽管那时稿酬标准顶多是千字十元，但我们尽量计足算够。只是由于人隔两地，常常未能及时付上。积压多了，我们惶恐不安。后来我分管对外合作。1986年春节前夕，我策划在《羊城晚报》发半版广告，向读者、作者贺岁道福的同时，也向尚未领取稿酬的港台作家致以歉意，并如实列出一串书名及作者名单，诚邀他们速来联系。林贤治撰写的那句广告词蛮有诗意：花城赠你一枝春！

　　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往来香港者与日俱增。我提议编辑出版一本香港导游读物，得到王曼社长的肯定，而且由他领着摄影编辑丹青和我专程赴港组稿。这是我们第一次公务赴港，审批很严。临行前，还要接受外事纪律培训，学习香港交通法规等，并且严格细致到要学吃西餐，学穿西装（按出访规定，每人有700元服装费补助），学打领带，搞得紧张兮兮。幸好到了香港红磡火车站，就得到三联书店同行们的热情接待。午宴由肖滋做东，下午开了座谈会。肖滋也不见外，直说内地出版香港旅游读物，正合时宜。富有经验的他告知，在港组稿，找人不易，费时费力，不如此行专找资料，搜集图文，带回广州自己动手自主编撰。为此，双方当即敲定：由三联书店派梅子、彦火等负责在港联络协调，丹青负责摄影，我则要汇总资料及编著全书。

　　那是1984年初夏，整整半个月，我们在三联书店诸位编辑和香江出版公司林振名的带领陪同下，几乎跑遍全港的旅游景点，找遍大小书店及图书馆，拜访了香港旅游协会、著名酒店和主要交通部门。他们甚至还帮我们联系租用直升机，直飞临维多利亚港上空，俯瞰航拍了美丽的港湾街景……1986年5月，我们最早在内地出版了香港旅游指南《带你游香港》。书名很亲切（易征命名），图文很生猛，甫一上市，就畅销全国。说实话，虽然封面署名我为编著，但全书委实凝聚着粤港出版同仁的心血智慧，更是粤港合作出版的共同成果和生动见证。

　　1980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成立对外合作办公室，加挂出版进出口公司的牌子。起初是想主营图书进出口业务，但由于当时政策限制，图书进不来也出不去，偶尔经营也是极少量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摸清行情，另辟蹊径，试探性开展承接港澳印刷业务：不敢接印香港书刊，只限于承印挂历、年历、通书之类。因为内地印工价格远低于港澳，所以业务大增。但也发现，部分文字涉及“运程”，如“吉日、忌日、凶日”等迷信、敏感色彩，便请示局里。黄文俞局长思想比较开明，原则也很明确，他拍板定调：来料加工，照单印刷，如数交货，严禁加印内销。至此，撕开了一道口子，广东印刷业与港澳合作便由此起步启程了。这也是当时经济领域普遍实行“三来一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基本策略在广东印刷业的具体实践，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认可，后来广东省出版进出口公司独立经营，并加挂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广东分公司牌子。

　　1980年至2000年，深圳、珠海、汕头特区及整个珠三角招商引资，发展外贸，如火如荼。广东印刷业也迎来了最迅猛的发展机遇。由于地价低廉，用工方便，税收优惠，加之交通运输日趋便捷，港澳外资尤其香港印刷商家纷纷北上置地，大兴土木，或整厂迁入，或创办新厂，形成了蔚然壮观的发展热潮。

　　久负盛名的香港中华商务印书馆作为香港印刷业挺进内地的先头部队和主力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勇于探索，并在1988年与深圳有关部门合办了深圳公司，形成具有设计、制版、印刷、装订等综合能力的印刷公司，承印《紫禁城宫殿》《藏传佛教艺术》《国宝》《香港回归典礼》等大型精美画册。经过10余年的发展壮大，深圳公司成长为广东公司，建成国内最大型的商业轮转印刷基地及国内印刷业首个企业院校式的培训中心及配套设施，步入持续快速地发展阶段。2013年，广东公司年销售总额已逾14.63亿港元。先后获评国家绿色印刷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印刷示范企业、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荣获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首届广东出版政府奖。

　　1991年落户于鹤山市古劳镇的港资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居然在西江边设有专用码头（走水运，可直抵香港），还有厂办的现代化消防车队及医疗机构，其鼎盛时员工达二万多人。这个“巨无霸”的印刷企业拥有成片成片的现代化厂房及员工宿舍，远远看上去，俨然像珠三角的一座美丽小镇。他们承印世界各国的出版物，品种繁多，图书就有平面的、立体的、镂空的、可玩的、可吃的……单是印刷精美的手提纸袋，就占了美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如同浪潮汹涌，难免无序。在发展的初期，有些县市求快心切，甚至不按《印刷业管理条例》办事，在未向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报批，领取印刷经营许可证之前，先发工商营业执照（规范的做法，应是“先证后照”），留下了管理隐患。有鉴于此，为了实事求是地妥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还征求了当地政府及海关部门的意见，并专程上京如实地向新闻出版总署汇报请示。之后，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召开全省印刷业大会，公开、郑重地向46家印企补发印刷经营许可证，确保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

　　据统计，2020年广东省有印刷企业16616家，全年总产值2552.76亿元，从业人员总数59.85万人。活跃在改革开放热土上的这支庞大的印刷大军不仅是广东出版业的主力军，也是全省文化产业的主力军。事实上，广东不仅是全国第一的印刷强省，也是全球最发达的印刷基地之一。

　　同时，广东印刷业的迅猛发展也催生了印刷会展业的崛起与兴旺。如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以其壮观的规模和巨大的影响一跃变成全球印刷第三大展、中国印刷第二大展。

　　改革开放中，粤港澳图书发行的紧密合作，同样充满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取得了早改革、早发展的生机与硕果。

　　1980年，经“深圳市革命委员会”批复，由深圳展览馆与香港博雅艺术公司联合创办的“深圳博雅画廊”，是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文化企业，于1981年7月1日正式营业。这家实际上兼营图书发行的实体门店，经营面积2000平方米，坐落在宝安旧县城的老东门附近。

　　别看当年兼营图书仅限于艺术门类，但那些引进外版的画册图集，包括城市建筑、路桥园林、橱窗展示、书刊装帧、美容服饰及家居装修等设计类艺术读物，令人惊喜雀跃，恰如久旱逢甘霖，为百废待举的特区建设从根本上注入美学的知识力量。所以，读者抢购，排队付款，乃是常见的热闹场景。

　　与此同时，画廊注重经营传统的文房四宝之外，还致力引进现代的新潮文具，如签字笔、彩色笔、蜡笔、油画棒、涂改液及五花八门的笔盒、贴纸，乃至实用好玩的电子手表等，这可乐坏了孩子，忙坏了家长。毫不夸张地说，深圳人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文化用品的装备上，往往得益于博雅的导购与供应。所以说，博雅顺应了时代潮流，经营文具生意，实质在营造文化氛围。1983年，深圳博雅画廊与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联合主办首届“深圳书市”，进场读者5万人次。

　　作为深圳当年最具现代感、时尚性的文化平台和资源优势，大量名家书画通过博雅走向香港，走向国际，在业界享有“北荣宝（斋），南博雅”的美誉。刘海粟、启功、关山月、吴冠中等大师均为此题词、作画或举办展览。博雅不仅是中国名家书画的主要集散场所，也是特区文化发展的集体记忆，更是享誉海内外深圳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至2018年，博雅实现了全资国有化，老品牌从更高的新起点出发，正焕发更蓬勃的新生机。

　　1994年，深圳市新华书店成立益文图书进出口公司，成为全国地方出版外贸联合体成员单位，系全国新华书店首家图书进出口公司，也是深圳市唯一主营图书兼营外贸的市属进出口机构。2006年9月，益文书局成立，以经营外文原版及港台版图书为主，是深圳市第一家综合外文书店。益文书局设有海外知名出版集团童书专架及《》畅销书榜专架，紧跟海外潮流资讯，第一时间引进世界畅销热点图书，还为读者特别提供世界主流出版机构图书征订服务，成为连接深圳与世界的文化窗口。

　　为贯彻中央和广东省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发展的策略，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具有地缘、人缘、语源和文化优势的有利条件，在境外设立发行机构，逐步将内地尤其广东出版物打入境外市场，香港无疑是“走出去”的首选地和外延发展的中转站。香港经常使用繁体字，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与内地的文化交流。香港回归后，与内地交流增强，国语逐步普及，对简体字出版物的需求增加。在香港建设一个最大的简体字出版物书城，扩大简体字的使用和影响，既是当务的市场之需，更是长远的战略之举。2004年12月，经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并报省出版集团、省外汇管理局、国家商务部批准投资，香港新华书城有限公司在香港礼顿道一号正式开业。

　　新华书城不仅是香港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图书实体卖场，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积极助力香港文化的建设发展。

　　之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加之香港楼市泡沫致使场地业主不断要求提高租金，香港市场包括图书市场明显萧条，2008年10月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退出香港新华书城股份公司。新华书城对繁荣香港文化出版事业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其实践“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探索弥足珍贵。

　　2019年，为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出版界行动迅速。尤其广东省出版集团，抓住机遇，捷足先登，提出并实施：参与湾区人文建设，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增强湾区文化实力，共同推进中华优良历史传统的传承弘扬，促进粤港澳出版业的深度合作和大湾区文化一起发展等系列工程——

　　2007年12月，省出版集团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教育交流中心”，同时整合优势资源，加强深度合作，联合设立了澳门启元出版社。

　　在全国率先启动具有战略意义的港澳教材和文化读本编写工作，让港澳青少年知国情、爱祖国，让爱国爱港爱澳的种子，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在港出版的《我的家在中国》（一套48册）繁体中文版已成为香港学生国情读本。

　　参加香港书展，以“阅岭南”为主线，推介红色系列文化主题图书。与澳门文化公所加强合作，在北京国际书博会上举办“2021粤澳合作成果发布会”。近年还举办了大湾区高校征文及大湾区青少年研学活动等，促进湾区文化共融共建。出版湾区建设题材的重点图书20余种，包括广东人民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全球定位》《湾区有段古》，广东教育版《澳门通史》《深圳传》，广东科技版《活力粤港澳大湾区丛书》，花城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文化特色与发展对标》等。《粤港澳大湾区学术精品文库·香港大学讲座教授自选集》正在策划、编辑之中。

　　201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首次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30强。《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听盐生长的声音》两书入选全国第18届输出版优秀图书。版权输出《中国侨——粤港澳大桥圆梦之路》《文明的醒狮》等签约项目270种（不含港澳台）。在比利时、新加坡分别成立南方传媒（欧洲）有限公司和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

　　2020年，图书版权输出数量创新高，全年输出283种，超过70%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等3种图书获第19届输出版优秀图书奖。39个项目入选国家相关的重点出版工程，获国家资助金额470万元。线上参展出新出彩，在中国首届云书馆、北京国际书博会云书展和法兰克福线多种图书，组织线年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全年向35个国家输出出版物305种，再创新高。《钟南山·苍生在上》输出14个语种，《新冠病毒感染防护》等4种获第20届输出版优秀图书奖。首次有3家出版社进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百强。南方传媒成为中新（加坡）经典著作互译项目承办单位。首次举办“中华之光与挪威之魅”中挪书展，网络点击量超1亿。